国家崛起、规则意识与个人主义

2006年底，中央一套播出的系列片《大国崛起》在海内外引起广泛讨论，除了围绕该片的制作背景产生的诸多猜测外，更多的讨论集中于中国的现状：我们是大国吗？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吗？这对很多人来说是个不难回答的问题，每个人都会习惯性的根据自己的体验来描述事物的总体，就如寓言“盲人摸象”所叙述的故事一样，不同的体验会产生不同的结论，差异巨大的体验就会产生针锋相对的结论。但如果更深入、更全面的审视我们这个国家的话，我相信一定会有人像我一样立即陷入矛盾和困惑当中。我们可以拿出许多成就来证明它的确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但不知道它们是否可以持续；也可以拿出许多问题来质疑，而且不知道它们是否可以解决。所以，或许可以温和一点的说，“崛起”二字还不适合中国的现状，她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而最关键的是，她很可能正在逼进一个岔路口。如果能够正视矛盾和问题的根源，通过更加深入、坚决和全面的改革而加以消除，她就有可能踏上高速公路而迅速崛起。但如果不能，弄不好就会陷入沼泽，她的步子就有可能变慢，甚至重重的跌倒。

阅读了许多网友围绕《大国崛起》展开的讨论，其中有不少人根据其他大国的崛起之路做出了制度先行的归纳。也就是说，要维持一个国家相对持久的崛起进程，离不开制度的革新。这无疑是正确的。就从经济领域看，既然我们选择了市场经济，那么与市场相伴相生的秩序自然是不可或缺的。当然，我想网友们所提及的制度，决不仅限于经济秩序，应该还包含有法律、社会，乃至政治制度等多重含义在里面。邓小平曾经说发展就是硬道理。今天，结合其他国家和我们自己的经历来看，我们可以对此略作扩展：制度就是硬道理。没有一个科学、合理的制度作基础，发展是难以持久的，崛起也是遥遥无期的。

谈到了制度，就让我不由得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人。制度的制订和落实都离不开人的因素。一个再完善的制度，也无法约束任何一个人，除非他们自愿遵守。一个规则意识再强的人，也不会自愿遵守一个制度，除非它能体现他自身的利益。问题是，中国似乎既缺乏相对完善的制度，又缺乏能使制度得以实施的人的规则意识。

我不想谈论关于制度的问题。因为显而易见的是，没有各利益群体共同参与制定的制度，决不可能使各利益群体的利益最大化，也就决不可能是一个人人都愿意自觉遵守的好的制度。所以我想谈的是问题的另一方面：人的规则意识。

大概不会有人否认中国人缺乏规则意识。不守规矩的行为充斥在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前几天在媒体上看到，为了迎接2008年奥运会，北京市政府将每月11日定为“排队日”，期望以此建立起人们排队的习惯。说起来感觉有点悲哀，但它的确反应了我们社会的现实。至于将近20个“排队日”是否能达成政府所期望的效果，那就另当别论了。基本上，人们普遍认为缺乏规则意识是“利己主义”盛行的结果。就是说，自私是破坏规则的原动力。这在很多事例上得以体现。比如前面提到的排队问题，还有诸如随地吐痰、乱扔垃圾、在电影院无所顾忌的打手机等。而最为引人注目并招致公愤的行为当数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这些行为的实质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惜违法、背德，甚至损害他人和公共利益，这也可以视作自私的一个定义：无限制的伸张个人利益。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人之所以表现得比较自私，是由于我们传统的社会结构——差序格局导致的，发达的农业经济始中国人很早就不再依靠团体而生活，缺乏团体意识，因此我们的价值观只能以自己的利益为核心，循着周围的关系网向外推及。

但并非所有的违规行为都能体现明显的自我利益。在我所工作的写字楼，大楼的管理者在楼梯间设立了吸烟区，方便我们这些不能在办公室吸烟的烟民。吸烟区的入口处有一个带烟缸的垃圾桶，烟缸内随时保持有一定的清水。那就是要人们吸完烟后，把烟蒂放进去，一方面保持环境的清洁，另一方面也可以防止火患。但实际上，80％的人做不到。有些人把烟蒂弹向垃圾桶的方向，还有些人干脆就随地乱扔。吸烟区烟蒂遍地，垃圾桶则成了摆设。这就让人很难理解。要知道，楼梯间面积很小，垃圾桶又在入口旁边。把烟蒂扔进去，最多只是多跨一步半步的事情，为什么大多数人做不到呢？我想这不太可能是利益的问题。并不是因为我们为着自己的利益，而有意识的破坏规则并侵害他人利益，而是因为在我们的头脑中，根本就不存在他人的利益。因为没有他人的利益，则每个人的自我利益也就没有了边界而变得无穷大。而无穷大的东西也可以被视作虚无，所以我们往往对个人利益也往往认识得不清不楚。我们看到身边很多损人利己、损人不利己、甚至损人损己的现象，大概都与此有关。制订制度的目的，在于通过规范人们的行为而保障各方利益，如果意识不到他人的利益，也不清楚自己的利益之所在，我们就没有主动遵守秩序的意愿，而只是迫于外来的压力不得以而为之。一旦这压力消失，或者自身得到了某种资源可以与之抗衡，又会习惯性的破坏秩序。

假如这一系列的推想能够成立的话，就值得我们在制订制度的时候加以注意。不仅要考虑制度约束的对象，制度制订者也要审视自身和制度执行者的规则意识对制度的影响。不仅要保证制度的合理性和公正性，还要准备充足的措施保证人们能够遵守它，而不要过高估计人们的自觉性。从宏观的角度看，即使在建立制度这一方面，可能意味着我们必须要因此投入更多的资源。也许有人会说，外国在制度上的投入也很大，它们的法律之多，程序之繁杂远非我们可比。我想那只能说明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做的还远远不够，而且我估计，假如能够使制度达到相同的效果，我们的付出一定比外国多很多。举个身边例子来说：北京石景山区的WAL-MART有一个面积相当大的停车场，可以容纳数百辆轿车。由于它的位置远离居民区，所以多数人要开着车来这里购物。在客流量比较小的时候还好，停车场空空荡荡。可一到了高峰时段，停车场中就会有很多车。而且很自然的，越是靠近店面的地方，停车位就越是紧张。但司机们宁可在车堆里转着圈找那稀缺的车位，也不愿意把车停在稍远的空旷区域。实在找不到车位时，有些人干脆就把车停在车道上，或为行人准备的通道内。每到此时，停车场的秩序就变得非常混乱，有时候还会爆发司机间的口角。店方特意制作了一个写着“本区域车位已满”的小牌子，提示司机把车停到其他地方。但人们对此视而不见，情况没有改观。于是，店方把牌子放到了道路中间，并摆上一排锥形桶，来阻止车辆进入。但还是有人私自挪开路障再开车通过。最终，店方不得不聘请了一位专门的管理员站到路障旁，才算解决了这个问题。虽然一个牌子、一排塑料桶，外加一个管理员的成本，对WAL-MART来讲算不得什么，但把这个现象放大到全国各个地区、各个领域，其投入恐怕就相当可观了。但为了发展，这确是必须的，其实也是划算的，WAL-MART坚决捍卫秩序的做法值得赞扬。

在前面列举了许多国人不守规矩的现象，我发现，这些现象与自己以往对中国社会的另一种感觉存在着矛盾，那就是民族主义。由于看到网友、记者和各色专家通过网络、报纸和电视表达的言论中，带有明显的民族自豪感和很强的民族自尊心，并常常对其他国家抱有一定程度的非理性的怀疑、否定甚至敌视态度，所以我曾经认为中国社会的民族主义有向极端化发展的倾向。在有关大国崛起的讨论中，也有很多文章提到了这个问题，并表达了作者们的忧虑。但中国的民族主义似乎也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与通常的民族主义国家大异其趣。比如，在有着浓厚的国家民族主义色彩的德国和日本，人们会非常自觉的遵守各类公共规则。而在宗教民族主义盛行的地区，人们也会谨守教义，如天主教、伊斯兰教、印度教或佛教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民族主义的实质，是个人将自身价值赋予给了本民族或国家，并对其产生有高度的归属感，而且认为可以，也应当为了集合着人们共同价值的民族和国家利益而放弃个人利益。在这种意识形态主导的社会中，人民当然会表现出极强的组织纪律性，严格遵守各种制度。此外，民族主义国家通常表现出很强的自豪感，而这在中国也不存在。不仅不存在，甚至还时常表露出彼此相轻、彼此厌恶的情绪。看一看网络上关于北京人、上海人、东北人、河南人、本地人、外地人、城里人、农村人那些用语刻薄、言辞火爆的漫骂便可有所感触。因此，我们这个社会是不是真的存在民族主义倒值得质疑了，或许可以说，它的实质上是集体主义。

我们因此可以发现其他一些有意义的东西。比如，在民族主义的价值体系中，虽然它主张民族和国家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但在民族和国家这个概念之下，每一个人的利益依旧是平等的。但我们的集体主义就不同，除了强调个人必须服从于集体外，还强调小集体服从大集体，少数必须服从多数。在这种价值体系中，每一个人都不得不抛弃个人意志，不敢承认个人价值，而要努力的成为大集体的一部分，成为多数的一部分。一方面使个人利益获得保障，另一方面也期望从中寻找自身存在的价值。我在前面曾提到，中国人之所以缺乏规则意识，其中一个原因是没有利益观念。既忽视他人利益，也难以界定自身利益。在这里或许可以归结为个人价值沦丧的一种表现。因此，中国人会在表面上非常努力的伸张集体利益，可却不能承认其他集体成员的利益，私下里不能承担集体责任，并随意破坏集体秩序。一个最极端的例子就是邱兴华。他不仅杀害了那位被他认为是侮辱了自己妻子的道观主持，还为了逃避责任而把道观中的香客赶尽杀绝。更绝妙的是，他同时又在思考着江山设计，被捕后还准备写一本名为《金笔定江山》的书，讨论台湾问题和中日关系问题。在我看来，邱兴华之所以这样做，与其说是出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或集体责任感，不如说他只是在人之本性的驱使下，通过思考这些问题来寻找自己生命的价值而已。这个极端案例的背后，代表着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

我谈到这些看法，并非表达对国人的批判。因为每个人都会在有意还无意间追寻人生的终极价值，这是人自我肯定、自我承认的本能需求。当客观环境和社会群体意识否认、矮化或压制个人价值时，人们自然会通过集体或其他事物来确认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就拿我自己来说，当初开始试着写一些东西，只是想记录一些头脑中闪过的念头，并锻炼自己思考问题的能力。但从本质上说，与邱兴华写《金笔定江山》恐怕也没有太大差别。

问题是，我们不能永远回避个人价值。世界各国、各民族、各种价值体系的形成有其偶然性和必然性。比如宗教信仰，在世界很多地区都有着强大的约束力，起着规范社会道德的作用。但在我们国家，即使从历史上看，其影响力也微乎其微。这是不能改变，也不可强求的。有些人看到社会道德沦丧，就试图依靠传播佛教或儒家思想来重建价值体系，我觉得那是缘木求鱼。但我们切不可因为这些偶然性的存在，把一些必然因素及普适价值也一同否定，不要因为害怕改变而过度强调中国人的特殊性。比如在个人价值这方面，我们以往将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不加区别的加以批评的做法就非常不科学。虽然个人主义认为集体是独立个人所组成，否认集体主义那种认为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的观点，并主张法律应限制集体权力和保障个人利益，看起来与集体主义存在直接冲突。但由于它同时也提倡个人存在的合理性和重要性，提倡独立人格和独立精神，呼吁人们捍卫自己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与利己主义也是截然不同的。实际上，我认为个人主义是利己主义与集体主义两个极端之间的中庸之道。而且，个人主义有利于个人价值的确立。当个人价值得到普遍认同，人们就不仅能确定自身利益，也能够尊重他人利益，遵守秩序成为自发的需求，规则意识自然就会得到加强。这，不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吗？

性格决定命运！！。。。。。。？？

性格决定命运，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句话。说这句话的人，是瑞士心理学家荣格。作为心理学研究的成果，荣格有这样的归纳：行为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

很多人将其列入自己的励志铭，为了实现某种命运，将其进行倒推，既采取某些行为，培养某些习惯，塑造某种性格，进而实现理想的命运。这样主动安排命运是行之有效的吗？有些人相信有效。特别在那些行动主义者看来，行为必然会产生影响。或许通过一番努力，仍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但一定会缩短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距离。

对于这种人生观，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也存在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

例如，程序思想家温伯格的“游守者规则”——改变的最佳方法就是努力保持。之所以命名为“游守者规则”，乃是因为他列举的一个典型事例。那个故事比较长，简单来说，就是曾有兄弟二人，哥哥喜欢乡村生活，弟弟喜欢在大城市见游荡。因为他们的实际状况都难以维持各自的理想，便做出一系列的努力，而结果是，哥哥成为小有名气的歌手，常年在各地巡演，已经再无法适应农村生活。反倒是弟弟，慢慢的不再喜欢到处游荡，最终在乡村安家落户。

这一理论原本被温伯格应用于系统管理的，它的意思是，一个人、一个公司、或者其他组织，越是努力维持某种既有状态，就越容易导致状态的改变。虽说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如何实现改变，而非如何尽力保持，但“游守者规则”也足够引起警惕了：行为可能会导致走向与预期结果相反的方向。因此，对行为做经常性的检视和调整，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在成功学家安东尼.罗宾斯总结的“必定成功公式”中罗列了四个要点，要什么、怎么做、洞察力、变通力。其中洞察力是指敏锐的捕捉和判断行动反馈的讯息，变通力则是指根据这些反馈信息不断调整、修正行动方案。

再回来说一说荣格和他的命运公式吧。荣格的成就与弗洛伊德可能不相上下。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思想分为意识和无意识两层，而荣格则认为无意识还应分为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不过我挺为荣格惋惜，这位泰斗早生早死了40年。如果他今天还在世的话，有可能会改写自己的命运公式，因为在行为、习惯和性格3个影响命运的因子之外，科学家们又发现了新的影响因素——内分泌。

前几天抽空看了部BBC的记录片《两性奥秘》，该片分为三部，第一部讲男女思维的差异，第二部和第三部分别讲爱情和婚姻。非常有趣，也很感人（记录片还能感人吗？去看看就知道了）。

在第一部中，实验人员通过一连串的测试，来判断男女思维差异的程度和导致这种差异的根源，其中就涉及到了人体内分泌系统，例如雄性激素。当处于竞争环境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程度的雄性激素分泌，如果分泌的较少，则不会产生竞争的欲望，行为上缺乏积极性；而如果分泌的过多，则会情绪激动导致手忙脚乱。而且，雄性激素分泌水平较低的人，通常更富有同情心，更善于与人相处，反之则趋向于比较自我，对他人漠不关心。

一位参与实验的志愿者的雄性激素分泌明显高于其他人，在其中一个实验项目——卡丁车比赛中，当他处于领先位置而被其他人紧追不舍时就变得异常紧张，手足无措，连连冲出跑道，最后输得一败涂地。而他也表示自己确实不太习惯体会或照顾家人的情绪。
更要命的是，设计实验的一位医学家认为，雄性激素的分泌水平是先天决定的。那位志愿者因此感到非常沮丧，甚至在镜头面前落泪。

不过，在另外一组测试中，他却做出了让人意外且极为感动的行为。那是一个给婴儿换尿布的测试。当然，结果显示女性志愿者做得都很从容——哪怕是没有养育过孩子的，而男性志愿者则都很笨拙。另外一个差异是，女性志愿者在完成测试后，都很自然的把参加测试的婴儿抱在怀里亲热一会儿，而男性志愿者大都在做完后迅速离开了。。。。。。除了这位雄性激素分泌过高的先生。他是唯一抱起婴儿亲热的男性志愿者。对此，心理学家分析到，他并非自发的产生抱起婴儿的冲动，而是认识到了自己的缺陷，并刻意做出这样的行为加以弥补。

这不是很有启示吗？也许我们很难改变自己的性格（因为性格是由内分泌决定的，而内分泌又是天生的，至少BBC的导演是这么告诉我们的），但如果对自己有科学、客观的认识，就能够有意识的加以弥补。。。而不是试图改造。

那么，荣格的命运公式还成立吗？